首页 > 资讯 > 内地 > 正文

“流氓文化”的正名与突围
2018-12-01 09:43:56 来源:酸柠娱乐 作者:网络供稿 责任编辑:李大仁  评论:0

1994年的冬天,由于辞掉中央芭蕾舞团首席中提琴手、全心投入摇滚乐队鲍家街43号乐队,汪峰的父亲对他大发雷霆,认为他自毁前程。无奈之下,汪峰只能选择从家里搬出,住进了暖气时断时续的地下室。那一年,在香港...
1994年的冬天,由于辞掉中央芭蕾舞团首席中提琴手、全心投入摇滚乐队“鲍家街43号”乐队,汪峰的父亲对他大发雷霆,认为他自毁前程。无奈之下,汪峰只能选择从家里搬出,住进了暖气时断时续的地下室。
 
那一年,在香港红磡,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贡献了中国摇滚史上最经典的演出“摇滚中国乐势力”,许多人泪流满面,认为中国摇滚乐的新时代终于到了。可事实上,即便有了在红磡这日后被认为在中国摇滚史上的经典一幕,在很多人眼中,摇滚还算不上流行文化,是只有“流氓”才玩的音乐,与说唱、街舞、电音等“地下文化”的代表一起,被贴上了“流氓文化”的标签,以至很多从业者根本无处谋生。
 
 1994年“中国摇滚乐势力”现场的狂热
 
20年后,这种情况看起来仍然没有太多改善。30岁前的GAI已经是圈内十分有名的rapper,但也只能靠酒吧驻唱为生;舞者“蛇男”北漂期间,曾一年接过200场表演,结果最后被经纪人坑了一大笔钱,维权官司也输了;郑钧则感慨,中国大多数玩摇滚的“都穷得跟孙子似的”,还怎么写好作品……
 
只不过,比起20多年前的挣扎,如今的地下文化从业者们多了份一夜成名的机会。
 
去年以来,几档综艺爆发,给不同品类的地下文化,被大众接纳的可能。《中国有嘻哈》《这!就是街舞》《热血街舞团》热播,《即可电音》蓄势待发,让曾经那些不被看好的“流氓文化”有了证明自己的渠道,也让rapper、舞者们,从刻板印象里“不务正业”的“流氓”成了巨星。
 
《中国有嘻哈》歌词版MV
 
然而,有多少次全民狂热,就有多少的人走茶凉。
 
由于缺乏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和体系,综艺在“一夜之间”将这些文化推到顶峰,节目结束后,却没能维系其良性发展,选手离开了节目,继续挣扎与迷惘。但当下一档综艺捧红一个新的文化符号时,他们也只能“黯然离场”——就像1994年在红磡的那个夜晚,疯狂来过,但留下的似乎只是无数个“元年”的假象。
 
“这样的东西,就应该予以抵制”
 
“其(摇滚乐)音响杂乱刺耳,毫无艺术价值。它的演出常和吸毒、殴斗、同性恋等流氓违法活动伴随在一起。这样的东西,就应予以抵制。”
 
1980年12月8日,前披头士主唱约翰·列侬遭到刺杀,整个摇滚界为之所震荡。也差不多是在这一时期,许多中国受众和主流媒体,才第一次接触到摇滚乐这种音乐形式。在当时《人民音乐》的一次专访里,美籍音乐家李惟宁便提出了上述批判。
 
6年后,北京纪念国际和平年音乐会上,来自北京的小伙崔健终于发出了中国摇滚乐的初啼:“我总是问个不休,你何时跟我走,可你却总是笑我,一无所有……”音乐会上不断有老同志退席,还有人跑来质问音乐会的策划者、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:“你们陕北歌就是这么唱的吗?”
 
崔健经典造型
 
主流文化不认可,从业者的生存状况自然很难乐观。1990年前后,当台湾音乐人张培仁来到内地时,看到的满是萧条:“我看到每一个乐队,都没有好的器材,没有良好的资讯环境,没有外在的市场,没有财富的吸引。”
 
后来,在母公司滚石唱片的支持下,张培仁成立了魔岩唱片,“魔岩三杰”横空出世,摇滚也被推向大众的视野里。然而,短暂的巅峰过后,由于魔岩对旗下艺人的运作缺乏“一个整体的策略”,加上张培仁因故回台、魔岩于2001年便停止营业,刚掀起的摇滚热又迅速降温。在那之后,很多摇滚音乐人再度无路可走,甚至连何勇都接不到演出。
 
“魔岩三杰”之一的何勇
 
可即便如此,在众多地下文化里,摇滚已经算是幸运的了——毕竟,虽早已在国内诞生,但说唱、街舞等文化却一直生长于主流文化的聚光灯外,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,都被认为是“流氓圈子的文化”。
 
红磡演出那年才出生的AR刘夫阳,如今已是说唱圈内名副其实的OG(老炮儿)了,他告诉毒眸,十多年前他第一次参加battle时,甚至没有合适的场地,以至于比到最后,因为扰民把警察招来了。他将嘻哈乐称为他的“爱人”,并写过一首《消失的爱人》:“当摇滚哥们,红磡演出票能卖个几百,这个钱,值她在酒吧唱一个礼拜”、爱着“她”的人“在地下打拼,赚着没谱的钱”。
 
同样在地下打拼的新街口组合,是国内最早的嘻哈团体之一。他们对曾经的“偏见”记忆犹新:“十年前,包装Hip-hop歌手对于唱片公司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。”无奈之下,他们只能靠送外卖凑钱,而后自己刻盘、设计专辑封面,甚至连宣传海报都得自己去贴。
 
国内最早的嘻哈团体之一新街口组合
 
“我们这种艺人要拿到美国去,应该是唱片公司都抢着签的那种。”他们曾如此自嘲,并直言嘻哈乐在内地音乐市场没地位:“流行音乐像大学生,摇滚音乐像中学生,Hip-hop音乐像小学生。”
 
尴尬的行业地位背后,折射的是社会对于说唱文化的态度。这项诞生于美国贫民窟的街头文化,由于经常包含与毒品、黄暴有关的元素,在进入中国后不免遭到一些人的效仿,进而使得文化本身备受争议。尽管随着嘻哈文化的发展,国内很多爱好者对说唱有了客观的认知,并且涌现一批优秀的音乐人,歌词内容也摒弃了错误的价值,但嘻哈“教坏年轻人”的偏见却并未因此而被剥离。
 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主笔杨时旸曾评论:“(主流价值和说唱的)冲突不只来自于那种有关于‘教唆’的担心,还有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、文化体制与嘻哈音乐之间的天然对抗。”换言之,即使内容上不与“黄赌毒”沾边,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,嘻哈所传递的“叛逆与批判”,本身就很难被认定具备“正当性”。
 
2015年,有关部门宣布全网下架120首歌曲,嘻哈乐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。“嘻哈融合体”创始人兼CEO李海钦日后感慨嘻哈乐在内地生存的难度:“歌词一定要积极、向上、健康,不能有对社会的批判。”
 
而与说唱同属嘻哈文化的街舞,虽然没有摇滚、说唱那么“叛逆”,但因为“不正经的打扮”与同样浓厚的街头气质,致使其也无法甩掉很多人的偏见。
 
天涯帖子“我看不惯街舞”
 
“我看不惯街舞,看不起跳街舞的人”、“猥琐、自我、毫无上进心的街舞”……十多年前,当街舞文化开始被越来越多90后关注时,在天涯等论坛上时常会涌现出类似于这样的评价,并会引来大量附和。而包括杨文昊、石头等目前国内的顶尖舞者也都曾透露,当年想要从事街舞工作时,也都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,认为这不是一条合适的出路。
 
“街舞教学是很多舞者最主要的营收来源,可在很多地方,一个普通舞者教满一星期也赚不到1000块。”某街舞教学从业者告诉毒眸,街舞行业并没有外人想的那么光鲜。究其原因,还在于人们对于街舞等文化存在较大的偏见:“街舞真正被体育总局和舞蹈家协会认可、推广,也是这几年的事情。实际上很多家长,还是不太愿意让孩子接触这类文化。”
 
面对“流氓文化”的“指控”,有从业者曾试图发出过呐喊。2011年第七届KOD(亚洲最大的国际级街舞赛事)上,年仅10岁的陈培显和日本街舞大神Kite有过一场著名battle,比赛结束后,元老级嘻哈推广者MC鱼头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话:“街舞小朋友也可以跳,也能站在国际大舞台上,希望在场的叔叔阿姨能看到,街舞不是流氓。”
 
只可惜,在价值、审美取向更偏于一致的时期,这句话和多届KOD一样,并没被太多的主流媒体和人群关注。
 
地下文化的“元年”
 
2012年前后,电视音乐节目迎来一个爆发期,赵雷、苏运莹、莫西子诗等一批小众的民谣歌手开始走红。为了做民谣卖掉自己房子的“十三月”唱片CEO卢中强,在拿到5000万A轮融资后直言,民谣的崛起要归功于各类综艺,是这些节目的大热和自媒体的热议,为民谣添了一把火。
 
可电视综艺的这把火,没有烧到所有的小众文化,嘻哈就是其中之一。
 
“我当初参加节目的目的十分明确,就是希望过去之后我的名气可以提升一下,商演的费用是不是可以不再是300、400,可以到1000、1500、2000。”2013年年底,抱着想多赚点演出费的心态,24岁的谢帝带着一首《明天不上班》登上了《中国好歌曲》的舞台,还收获到了导师蔡健雅的青睐。
 
很多观众不知道的是,这个在节目里略显羞涩的成都小伙,其实已经是地下说唱圈里的领军人物,由他领衔的成都说唱会馆,在当地拥有一大批拥趸。但在初亮相的“惊艳”后,无论是歌里的用词,还是最后蔡健雅将其选为“第二主打”,都让谢帝遭受到了许多争议,很多观众一时间还是无法欣赏说唱这种艺术形式。
 
 很多观众一时间还是无法欣赏说唱这种艺术形式
 
随后,刘夫阳、万妮达等rapper也都先后参加过《中国好歌曲》《中国新歌声》等节目,但幸运的只是少数人,甚至包括GAI在内的rapper也没能成功通过节目海选,说唱歌手爽子就曾无奈地表示:“电视台会考虑收视率的问题,说唱音乐在中国并不被大众所接受,所以这些节目不会选择我们。”而这,对于扭转说唱的“小学生”地位,也有些杯水车薪。
 
2016年,《超级女声》第一次选择了将网络作为主要媒介,结果二次元歌手“圈住那个9”靠着网友们的支持,杀出重围成为了冠军,也宣告了小众文化在大众文化产业里的第一次胜利。而在这背后隐藏着的,是文化产业核心受众的变化——90后与00后已经成为了绝对主力,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也早就不再单一。
 
 二次元歌手“圈住那个9”
 
网综时代的新现象,让很多内容从业者开始重新审视他们正在面对的消费群体。也正是在这时,爱奇艺高级副总裁陈伟意识到,像嘻哈等很多原本他所以为的“边缘文化”,其实已经和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,甚至具备了不小的受众基础。
 
数据显示,在2017年夏天之前,美剧《嘻哈帝国》第一季在搜狐上的总播放量就已经接近3000万;摩登天空签下的红花会后,几个月的时间相关作品在音乐平台上的播放量就已突破千万;很多厂牌、公司已经开始签约明星rapper,摩登天空创始人沈黎晖甚至感慨,再不做就晚了。
 
尽管一开始不被看好、第一期录制只有一个赞助商,但事后证明,爱奇艺为了嘻哈的“冒险”是值得的。第一季《中国有嘻哈》播出后,网播量稳居同档期纯网综第一,收官阶段微博讨论量也超过了58亿,“嘻哈”微博指数暴增至500万,是此前的近百倍。嘻哈和它年轻的受众们,终于在2017年的夏天找到了彼此。
 
 嘻哈和它年轻的受众们,终于在2017年的夏天找到了彼此
 
说唱在网络综艺时代彻底“翻了身”,而流量和热度的迅速聚拢,也彻底改变了这个圈子的生态。
 
支付宝代言、麦当劳代言、《蜘蛛侠:英雄归来》推广曲、《芳华》推广曲、京东的品牌推广……2017年下半年,大量的头部资源都开始向嘻哈人气选手倾斜,而GAI等人在五棵松的万人演唱会更是座无虚席。据说节目后不久,季军艾福杰尼在一次rapper聚会上痛哭,感慨“嘻哈终于熬出来了”。
 
麦当劳与嘻哈选手们合作的广告
 
不仅观众狂热,原本并不看好说唱的资本也开始向这块热土涌入。节目还没播完,被誉为“新三板嘻哈文化第一股”的普普文化就收获了一笔667万元的融资,而后包括节目的音乐总监刘洲等人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嘻哈音乐厂牌,签约了大量rapper。
 
但更为重要的,是主流文化对于rapper及嘻哈文化态度的转变。节目后不久,人气选手孙八一成为了“正能量嘻哈”的代言人,和很多官方机构有关合作,甚至被官方媒体点名表扬;冠军GAI不仅成功登上了《歌手》的舞台,甚至还和《我要上春晚》结缘。如果不是此后嘻哈圈的一系列震荡,他或许会成为第一个登上春晚的地下rapper。
 
孙八一得到了主流文化的广泛认可 
 
这些变化的出现,让这一年被很多人誉为“嘻哈元年”。
 
说唱的成功,让更多从业者见识到了年轻受众对地下文化的热爱,也进一步意识到这些所谓的“流氓文化”其实并不是无人关注。节目结束后不久,就传出街舞、电音综艺已经开始策划的消息。而就在今年年初,优酷的《这!就是街舞》和爱奇艺的《热血街舞团》两档综艺同台竞争,也让街舞火了一把,街舞的网络热度(微博指数从此前的几万上涨至330万)、街舞教学的热度亦开始飙升。
 
一时间,rapper的故事开始在街舞舞者们身上重演。《这!就是街舞》冠军韩宇、人气选手亮亮成立了自己的舞撼兄弟工作室,就连赵薇、周冬雨也发布视频庆贺开业;《这!就是街舞》季军杨文昊的个人潮牌The V,早在节目播出期间就卖断了货;选手的各类签约、代言和综艺合作,更是络绎不绝……
 
多位明星送上视频祝福
 
参与过其中一档节目的一位舞者告诉毒眸,尽管他在节目中并没有获得太多镜头,但却也是这场街舞狂欢的受益者:“周围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教跳舞的,但过去圈外朋友很少关心这块。两档节目播出后,身边好多人都来找我咨询、报名,甚至一些外地的朋友也向我来打听他们当地的街舞教室。”
 
于是乎,“街舞元年”的口号也被提了出来。而街舞的大热,似乎进一步印证了第一季《这!就是街舞》收官当晚,易烊千玺所说的那句话:“最后的赢家、受益最多的,其实还是街舞本身。”
 
“学会与资本和社会相处”
 
一个个成功案例的出现,逐渐改变了资本和市场对于曾经这些“流氓文化”的看法,似乎每一块都是可供掘金的金矿。然而,就像24年前的魔岩唱片一样,商业化虽然将这些亚文化推向了台前,却很少教其怎么与大众“相处”。
 
在《中国有嘻哈》结束两个月后,红花会就与摩登天空分道扬镳。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分手,粉丝们认为是摩登天空在管理、包装上存在短板,有过度消费rapper的嫌疑;前摩登天空企宣总监丁太升则坦言,摩登天空在管理上确实存在一定问题,可红花会一夜爆红后的短视心理,却也给双方合作破裂埋下了隐患。
 
双方解约后不久,红花会明星成员的不当言行和其粉丝过激的行为,给整个厂牌乃至整个嘻哈圈招致了巨大非议,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一系列政策风险。在年初有关部门发布的“广播电视四个坚决不用”准则里,“嘻哈文化”也榜上有名,嘻哈刚刚走上台前,就遭遇了当头棒喝,GAI也突然从《歌手》等舞台上消失。
 
 GAI从《歌手》等舞台上消失
 
这一盆冷水泼下来后,嘻哈的微博搜索指数直接在今年年初时降至6~10万,不及巅峰时的零头,一些当初人气不输特别高的rapper也再度失去了演出的机会。更重要的是,新鲜过后并不是所有人都还对嘻哈报以较高的热情:改名后的《中国新说唱》,全季的网播量只有上一季的一半,而冠军得主艾热的微博粉丝数迄今也只有100多万,远不如上一季的多数人气选手。
 
成名后的茫然、一夜爆红后泡沫的破碎,短短一年的时间里,很多rapper们就经历了从地下到天堂又坠落的过程。这不禁使人想起二十多年前的魔岩文化和一夜幻灭的中国摇滚,也让地下文化应不应该商业化、应不应该和大众化“合作”的问题,再度被摆上了台面。
 
“商业化本身是没有错的,问题在于很多人不明白如何商业化。我和一些唱片公司有过接洽,他们对嘻哈商业化的理解还在于男的唱rap,女的唱副歌。不是说这样就是错误,但如果把它作为行业的标杆,到后期肯定是不行的。”面对社交网站上一些“中国嘻哈不适合商业化”的声音,DNV音乐集团总裁李权如此解释。
 
90后原创音乐团队“RAiNBOW计划”创始人林展秋也向毒眸指出,很多所谓“乱象”,反映的其实是和节目绑定的资本、经纪方能力不够,导致很多后续开发和合作虎头蛇尾。
 
“很多音乐人为了持续生产优质内容,必须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,以至于出现原有组织架构和现有需求间的不兼容。并不能说是大众化、商业化的问题。”
 
至于该如何度过这段磨合期、阵痛期,林展秋坚信,并没有什么所谓的“解决之道”,想要行业健康、良性发展,就只有循序渐进、提升内容质量和团队专业化程度这一条路。
 
“很多如今看上去很大众的文化、明星,也是从地下、小众成长起来的。”
 
在林展秋看来,不断成熟的唱片工业,能够为不同的音乐人提供机会,而在找寻答案的过程中,张培仁想到的则是另一种可能。告别魔岩多年后,他逐渐意识到,“唱片业中音乐是功利的,并不自由”,因此近年来,他希望能跳脱传统唱片业,将更多的心力放在了独立音乐人的运作上,希望借此来找到新的出路。
 
何为独立音乐人?好妹妹经纪人奚韬认为,其实质不在于是否签约,在于传统的唱片公司采用的都是模式化的经营,而独立音乐人及其团队,则能够根据歌手的音乐风格和市场定位,去确定运作方向。在他看来,随着经济形势、消费习惯的变化,流水线的模式化工业外,是可以存在一些别的可能性的。
 
有从业者相信,独立化这样一种重视差异化运营的模式,能更好地助力嘻哈、电音等强调个性的音乐品类去适应商业化,也能为街舞等地下文化的经营提供参考。在地下文化的挣扎中,的确有越来越多的小众文化从业者,开始寻找合适的“独立”之路,为相应的文化配备合适的团队和商业模式。
 
原本以舞蹈培训为重的SDT,近年来也探索起自己的艺人经纪模式。相关负责人向毒眸指出,有很多地下舞者不懂得如何自我经营、包装,进而没法获得好的平台和发展机会。
 
DNV成立以来一直筹备打造独立音乐厂牌矩阵,不久也投资了说唱厂牌ATR,厂牌主理人正是刘夫阳。李权表示:“选择和AR合作,是因为他比很多人更了解这个文化,我们要做的就是教会他关于商业运作、产业的东西。”
 
曾Diss过吴亦凡的AR刘夫阳
 
至于这些探索,能给行业带来怎样的变化,只能交给时间去判断。正如纪念红磡十年演唱会前夕,张培仁曾经给相关组织写的一封信里说的:“有许多事,可能要再过十年甚至二十年才能整理清楚,才能证明,我们都还没有走到终点。”
 
只是在那之前,新的浪潮正在兴起:尽管目前网络上还没形成关于电音讨论的热潮,但从业者和资本早已按捺不住,从去年起,包括麦爱文化在内的电音厂牌就获得过千万级别以上的融资。
 
可以预见的是,在资本的助推下,又一个新的地下文化将得到走上台前的机会,更多一夜成名的故事也正在酝酿当中。资本的性质决定了它留给一个产业的时间和耐心是有限的,在浪潮起伏间如何抓住自己的命运,或许是新的幸运儿们更需要考虑的问题。
 
“这些行业是很容易聚拢资本的,从业者当然可以选择快速变现,但这意味着对热度的消耗十分明显。做内容的人要会和资本相处,千万不要被资本所驾驭。”林展秋提醒道。         

相关热词搜索:

上一篇:《中国新说唱》人气Rapper ICE喜提亚洲音乐盛典“年度人气飙升说唱歌手”
下一篇:最后一页

分享到: 收藏